赵令志 | 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使团探析
生活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遣往清朝的吹扎布熬茶使团，颇受乾隆皇帝重视。在清朝大力资助和关照下，使团圆满完成朝觐和熬茶使命，并加深了土尔扈特人对清朝国力和黄教政策的了解。作为土尔扈特部回归之前遣往清朝的最后一个使团，吹扎布等使团成员带回的诸多真实信息，为土尔扈特部认识清朝乃黄教兴盛之地及其制定东归计划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清朝 土尔扈特部 吹扎布使团 赴藏熬茶
作者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院长。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熬茶系藏传佛教信众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礼佛祈福、布颜讽经、超度亡灵等内容。清代许多蒙古部族首领遣使赴藏熬茶，或多另有叩拜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求取封号的意愿。
对蒙藏信众而言，能够赴藏熬茶礼佛，乃其毕生的信念与追求，其中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亦如此。在东归之前，土尔扈特人历尽艰难，曾多次遣使赴藏熬茶。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渥巴锡之父）等所遣赴藏熬茶的吹扎布使团，为东归前该部最后一次向清朝遣使。
有关此次熬茶使团之记载，在《清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等文献中，仅载寥寥数语，故学界对此次熬茶使团的研究尚无专论。近来，从《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笔者拣出此次熬茶使团之相关满文档案15件，据此大体可窥知清朝接待该使团的情况，以及该使团顺利完成赴藏熬茶使命等问题。熬茶使团一行对土尔扈特加深对清朝好感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使团成员得知哈萨克汗国之中玉兹阿布赉汗所部业已归附清朝，自此可以打通土尔扈特与清朝的联系道路等信息，为数年后土尔扈特部汗之渥巴锡筹划东归，并决定选择行走哈萨克一线，或影响巨大。因此，探讨土尔扈特此次熬茶使团问题，不但可以对清朝怀柔远人之策有所认识，而且对研究土尔扈特东归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使团之任务及行程
土尔扈特乃卫拉特蒙古之一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西北地区，因躲避战乱于 1628 年迁往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该部自康熙年间既与清朝保持友好交往，又与卫拉特各部及西藏藏传佛教界关系密切。有关17世纪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与清朝和西藏藏传佛教界的关系问题，学界均有深入研究，出现诸多优秀成果，尤其是乌云毕力格所撰《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以军机处满文录副档记载为中心》一文，依据满文档案，厘清了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信仰藏传佛教情况及其遣人赴藏熬茶礼佛，求取汗号之史实，特别是对雍正八年（1730）土尔扈特台吉策凌敦多布遣使清朝和西藏熬茶礼佛过程及其影响的考证，成为本文研究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事宜之基础。
雍正八年，土尔扈特台吉策凌敦多布遣使赴藏熬茶，在清朝关照下取得圆满成功，不但完成了熬茶礼佛、为阿玉奇汗诵经等使命，还从七世达赖喇嘛处求得“岱青沙萨拿布咱汗”号，并于雍正九年得到清朝批准，获取敕书、印信。雍正十三年敦罗卜旺布夺取土尔扈特统治权后，亦效仿策凌敦多布，于乾隆二年派遣扎木巴扎木索率领73人使团，欲前往西藏参拜达赖喇嘛，无疑亦欲熬茶并求取汗号，以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稳定其统治地位。该使团得到俄国政府认可，给予路引并资助，且派3名官员、1名翻译陪同前往。行至国界，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以其有俄国人随行，拒绝使团通过，该使团无功而返。此事后来由理藩院照会俄罗斯萨纳特（枢密院）衙门的理由为：“与大国和俄罗斯原定十一条不符” ，且“俄罗斯系异俗之人，不知尊崇释教及达赖喇嘛，不准伊等俄罗斯等随去”。
乾隆六年阿玉奇汗之孙敦多卜达什执政后，努力平息土尔扈特部内部纷争，并于乾隆十九年九月，以土尔扈特部台吉名义，遣出以台吉吹扎布为首的熬茶使团，携带《土尔扈特部敦多卜达什为请安献物事奏书》及“土鲁克装饰鸟枪、噶扎尔巴斯银丝箭筒、土鲁克之金表、讷默斯庥金噶塔巴尼、讷默斯手柄镶银嵌珍珠齐头刀”等礼品，前往清朝，向乾隆皇帝请安献礼，并请求清朝资助，护送使团“至西藏祷祝，叩拜达赖喇嘛”。从《土尔扈特部敦多卜达什为请安献物事奏书》内容看，该使团的目的就是赴藏熬茶，与此前清朝接待并资助的准噶尔部的熬茶使团基本一致。但从熬茶使团的组成成员分析，则可发现一些差异。
乾隆八年、十二年，准噶尔部两次组团赴藏熬茶，分别由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派遣，肩负为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讽经布施，共做善事之使命，故使团在西藏各大寺院讽经布施，均由使团集体进行。而吹扎布使团之派遣者，并非仅为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一人，而是有多位派遣者，具体为：
土尔扈特敦多卜达什所遣为首使者台吉吹扎布、副使台吉喇布坦；阿玉奇汗之可敦达尔玛巴拉所遣使者格楚勒淳洛木；敦多卜达什之子贡格车凌渥巴锡使者贡鄂；敦多卜达什之弟多尔济喇锡之使者格隆锡喇布；敦多卜达什之弟颜达克使者达姆巴达林；敦多卜达什之弟博索尔玛使者洛颜丹巴；阿玉奇汗三世孙齐巴克多尔济使者萨喇布；阿玉奇汗三世孙台吉玛锡使者衮楚克；和硕特台吉扎木杨使者阿旺；和硕特台吉颜喇穆沛使者吉姆巴；和硕特台吉托克齐使者扎木楚；杜尔伯特台吉噶勒丹车凌使者格楚勒塔布锡；为已故策凌敦多布汗办善事使者格楚勒垂洛布；为已故策凌敦多布汗之弟噶勒丹丹津办善事使者阿旺吉姆巴；为已故阿玉奇汗之孙达桑办善事使者阿旺达希；为已故阿玉奇汗之孙敦多卜旺布办善事使者阿希；为已故阿玉奇汗之孙博冬办善事使者鄂木齐；为已故阿玉奇汗之子衮德勒克办善事使者钦巴喇什。
以上进入清朝的19名使者，分别由18家台吉、可敦派遣，即“除为首使者台吉吹扎布、副使台吉喇布坦外，我等小台吉均亦各自遣使”。派遣者内，除土尔扈特部大、小台吉及阿玉奇汗可敦达尔玛巴拉（雍正八年，其亦曾单派使者为阿玉奇讽经）外，还有于同处游牧的3位和硕特台吉、1位杜尔伯特台吉等，亦分别遣出使者，故此使团称作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之使团更为准确，但3位和硕特台吉、1位杜尔伯特台吉所遣使者，无疑系乘便派遣，因之按传统称之为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亦无不可。上列后6位由逝者家人遣派为逝者做善事之使者，无疑仅有为该逝者布施礼佛、于各寺院为逝者讽经之任务，可见18家的使者分别肩负着为派遣者礼佛讽经的使命。该使团在西藏各寺院布施情况，亦反映出使者们“各为其主”的特点。
乾隆十九年九月，吹扎布使团起程，一行60人内，使臣20名、学经者20名、跟役20名，“俄罗斯给使臣二十人差役盘费，学经二十人并跟随前往叩拜之二十人，自备斧资，仅提供从阿什吉噶尔路行走之路引，直至蒙古界”，且“为防俄罗斯境内贼人骚扰，派一人带领行走”，可知此次出使熬茶，使臣们仍得到了俄罗斯的路引和资助。俄罗斯因有前述乾隆五年清朝给萨纳特衙门的照会，此次并未试图派俄罗斯人一同前往，仅为预防使团在俄罗斯境内受到贼人骚扰，派一人护送使团至蒙古喀尔喀边界。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使团一行终于到达临近恰克图的边界之地楚库查拉，开始与清朝官员交涉入境事宜。当时从伏尔加河流域至恰克图，一般行走五六个月，而此使团竟然用时近二十个月，为以往土尔扈特使团所罕见。行走迟缓的原因，不见记载，臆测其与同俄罗斯政府交涉和使团成员生病或病故有关，其中到恰克图时，副使喇布坦病重，“安置学经之二十人内，路上二人患病身故”，但从以往准噶尔、土尔扈特各类使团行走情况看，一般将病重、病故者留后行走，不至于过多耽误行程，因而此原因或非主要因素，与俄罗斯政府艰难交涉，当为该使团延期到达恰克图之主要原因。
五月十日，接到有关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之奏报，乾隆皇帝上谕员外郎麒麟保会同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等验看使团情况，只准熬茶使者和跟役入境，不准俄罗斯人和前来学经者入境。七月初，经土谢图汗、麒麟保等与使臣吹扎布等会商，将学经者留在俄罗斯，经调整后使团成员共40名，其中19名使者、21名跟役，携带“所雇骆驼一百峰，自有骆驼三十三峰，总共一百三十三峰驼行装，所骑自有马六十匹，鸟枪十七支，箭筒十一个，腰刀三十一把”，得以入境，并由麒麟保陪伴，土谢图汗遣派旗内章京一员、兵丁十名护送，自恰克图前往北京，并“沿途准与蒙古人等交易”，可补充牲畜及日常所需。
麒麟保一边谨慎带领使团成员前往张家口，一边呈报使团行进等各种情况，并奏请下一步对使团的安排事宜。因副使喇布坦生病及驼马疲惫，影响使团行进速度，但八月十七日乾隆帝起驾前往热河行宫，麒麟保欲趱行此前赶至京城。
乾隆帝考虑到使团情况，谕令麒麟保“此间伊等尚需照顾生病之人，可缓慢而行”，“无需趱行，此间使臣等抵张家口，可多住几日，二十五日再往京城。抵达京师后，留下伊等行李，妥当办理贸易物品后，九月初五日，带领使臣起程前往热河行宫。估计恰好九月十五日朕自木兰围场回銮时，前往接驾”。并谕麒麟保晓谕使臣等“圣主念尔等皆远方前来之人，疾行辛苦，著沿途休息缓行，以副朕抚恤远来者之至意”。使团一行遵照谕旨，在张家口休息10日，于八月二十日起程，行5日至北京，妥善办理贸易之事后，九月初五前往热河，十五日接驾觐见，奉上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之奏书及所携方物“土鲁克装饰鸟枪、噶扎尔巴斯银丝箭筒、土鲁克之金表、讷默斯庥金噶塔巴尼、讷默斯手柄镶银嵌珍珠齐头刀”，并参加接待围班蒙古王公之筵宴。使团成员完成觐见之仪式后返京，十月初，由乾清门侍卫傅景、员外郎麒麟保伴送，自北京出发，沿今保定、正定、井陉、太原、临汾、潼关、西安、宝鸡、宁强、绵阳、成都、巴塘、昌都一线驿路行进，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抵达拉萨。
二、使团于前藏后藏熬茶布颜
土尔扈特熬茶使团离京前往西藏后，军机处字寄驻藏大臣萨喇善、伍弥泰，著晓谕达赖喇嘛使团前往西藏之事。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准军机处字寄后，“二钦差禀奏喇嘛，土尔扈特额木齐三十人经大皇帝恩准，不久将来藏朝拜喇嘛师徒和各大圣地寺院，大做清净法事”，可知二十一年年底，达赖喇嘛既知该使团之事。乾清门侍卫傅景带领土尔扈特熬茶使团抵达拉萨后，当日即亲往布达拉宫，叩拜七世达赖喇嘛，将所带乾隆皇帝“所赐圣旨、宝柄扇和绸缎多匹”等礼品赏交，“喇嘛为彼等灌顶，并一块饮茶叙话”，商定使团成员叩拜达赖喇嘛事宜。
当时达赖喇嘛久患肺疾，又出现感冒症状，众侍从皆劝说暂勿接见土尔扈特使者，等身体好转再说，但达赖喇嘛说：“彼等远道而来，历尽艰辛，这次若不会见，不知何日相会，彼等必然失望，再说会见对我疾病无妨碍，无论如何，定要接见他们。”故于二十八日，傅景率使臣吹扎布等30人，得以叩拜达赖喇嘛，献上曼遮（manja）。达赖喇嘛赐茶，并与使者等共饮，问候远来使者，并询问土尔扈特弘扬黄教等情况，吹扎布一一作答，并祈愿达赖喇嘛早日康复。但因“达赖喇嘛生病，使臣所献礼物，熬茶事宜，均未商办。此间俟达赖喇嘛身体稍愈后，使臣再行呈献”。不料，达赖喇嘛于二月初三日亥时圆寂。达赖喇嘛在呼吸困难、伴有咳血的情况下，仍带重病接见远道而来的土尔扈特使者，堪可赞颂。对吹扎布熬茶使团而言，终得叩拜达赖喇嘛，实属万幸。
达赖喇嘛突然圆寂，无疑对使团打击不小，虽“一时不能接受，然于正月二十八日，得以瞻仰达赖喇嘛佛面”，亦实现了代表土尔扈特人叩拜达赖喇嘛之愿望。吹扎布等恳请照计划熬茶，且“因达赖喇嘛圆寂，将带来呈献物品，用作给达赖喇嘛做布颜”，获得清朝方面准允，故此熬茶使团，例外增加了一项为达赖喇嘛讽经布颜的内容。按照以往土尔扈特部遣使赴藏熬茶情况分析，书库尔岱青、阿玉奇、策凌敦多布等均有向达赖喇嘛求赐汗号之举。此次敦多卜达什所遣使团，抑或亦有为其求取汗号之目的，但因在给达赖喇嘛进献大礼之前，达赖喇嘛圆寂，此请自然未及言说，故不见记载。
尽管拉萨附近的藏传佛教界沉浸于为达赖喇嘛讽经、治丧的氛围中，但在驻藏大臣萨喇善、伍弥泰的协调下，土尔扈特熬茶使团在拉萨各寺院的讽经礼佛活动，得以照常进行。二月初十日，使团团体和个人（包括跟役）前往布达拉宫，纷纷为达赖喇嘛敬献布颜后，使者们遂于各寺院除为本部部众诵经祈福外，分别为已故台吉策凌敦多布、噶尔丹丹津、达桑格、衮德勒克、达赞等讽经礼佛做善事。于各大寺院熬茶时，除使团集体献布颜外，使者及跟役个人均随意于各处献礼品和金银。另外，还向拉姆吹忠、哲蚌吹忠等单独献礼。唯因众寺院喇嘛当时皆给达赖喇嘛讽经做固礼穆，故暂时未能为土尔扈特熬茶使团讽甘珠尔、丹珠尔经。
在拉萨各寺院基本熬茶完毕后，傅景带领使团于三月初三日前往后藏，于三月十二日到达扎什伦布寺。当日，傅景即前往叩拜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将皇帝赏赐班禅礼品赐交，并商定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于扎什伦布寺熬茶事宜。翌日开始，使团前往叩拜班禅，呈现礼品。后数日请班禅为本部祈福，分别为前述亡者及阿玉奇、敦多卜达什亡故二妃等讽经做善事。使者和跟役等亦纷纷向班禅进献礼品和金银财物。事毕，一行于四月初一日返回拉萨。
返回拉萨后，使臣吹扎布等告请伴送官员傅景称：
我土尔扈特乃极边小部蒙古，蒙文殊师利大博克达汗施以鸿恩，允我土尔扈特等所请进藏。我土尔扈特台吉叩拜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先人祈福之心意，皆获大博克达汗之恩准。再，我等使臣蒙大博克达汗之恩，稽首来朝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佛面，且在众多大寺亦获念经熬茶，此皆蒙荷大博克达汗之重恩，我土尔扈特之人方可尽心敬佛。现我使臣实不能报之于万一，故将所驮银两内拿出一百两，诚心为大博克达汗万寿永照，在大昭寺祈祷诵经。
傅景自然依其所请，于四月初三日率领使团在大昭寺为乾隆皇帝诵长寿佛经。检索《熬茶档》《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等档案文献，均不见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以往遣使熬茶时，特因感恩，专为皇帝诵经之记载。吹扎布等使臣此举，无疑是真诚感激清朝照护他们完成使命的表现，亦为耳闻目睹清朝黄教之胜，表达敬佩乾隆皇帝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之情。
接下来数日，熬茶使团分别在拉萨各大寺院补讽甘珠尔、丹珠尔经后，熬茶活动圆满结束。因傅景奉有“现达赖喇嘛圆寂，土尔扈特使臣在前藏熬茶后，立即率伊等前去后藏熬茶。熬茶完毕，不宜在此久住，率土尔扈特使臣立即返回”之上谕，故于四月二十二日带领使团按原来驿路返回，六月十八日到达成都，得到总督开泰热情接待。七月十九日到达西安，傅景准军机处字寄，著使臣等于万寿节（八月十三日）之前，赶至避暑山庄，觐见皇帝，并参与祝寿活动，对土尔扈特使臣而言，殊属鸿恩。此后使团返回北京，在清朝周密安排下，从张家口一路返恰克图，复经西伯利亚返回土尔扈特部，历时近4年。
三、清朝之接待与赏赐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接到土尔扈特熬茶使团前来之奏报后，乾隆皇帝即令军机处字寄员外郎麒麟保，与土谢图汗一起验明使团可入境成员后，伴送使团进京。麒麟保一路精心奏报安排行程，协助使团筹措马驼、安置行装、照看病员、采买所需，尽心尽力，终于将使团护送至京城。帮助使团贸易所携商品，购置前往西藏熬茶之部分物品后，麒麟保复带使团成员前往热河行宫，恭献奏书、礼品，完成朝觐使命。返京备足熬茶所需物品后，奉上谕：“依土尔扈特使臣所请，遣其入藏。著派侍卫傅景、员外郎麒麟保照看护送。钦此。”可知乾隆帝考虑到吹扎布使团从北京前往西藏熬茶，仅派一员从五品员外郎伴送，显得不够重视，且不利于对各方面沟通，故特派正三品之乾清门侍卫傅景总领伴送之事，但因麒麟保已与使团成员熟悉，且明晰使团各类事务，故仍派麒麟保伴送吹扎布等前往西藏熬茶。不料使团十二月行至巴塘，“麒麟保于十八日夜丑时中风，病发甚急，一个时辰内即殁”，傅景遣人将其尸体送往成都,“交总督开泰照例办理，送归本旗”。麒麟保突然中风病故，当与其过度劳累有关。自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麒麟保接准军机处字寄，奉旨照顾伴送土尔扈特熬茶使团之事后，其勤于职守、兢兢业业，一路尽心照顾使团成员，马不停蹄，半年多时间内，从恰克图到京城后，又往返热河，旋即协助傅景带领使团至巴塘，行程一万余里，可谓身心疲惫。此后，傅景在无佐贰辅助情况下，带领吹扎布使团，在西藏圆满完成熬茶使命，顺利返回热河，参加万寿节活动。
可以说，吹扎布使团能够成功至热河觐见、赴藏熬茶，顺利完成使命，与麒麟保、傅景尽心照看、伴送，密不可分。另外，土谢图汗、东苏尼特札萨克王公、察哈尔总管所遣护送官员、兵丁，在恰克图至张家口一线往返护送以及驿路沿途绿营官兵之接续护送，保障了使团的安全。理藩院所遣领催噶尔玛之翻译，亦系吹扎布使团完成使命之保障。
土尔扈特熬茶使团得以圆满完成任务，主要得益于清朝的资助。吹扎布使团起程后，在俄罗斯境内时，俄罗斯给20位使者提供差役盘费，其余自备斧资。进入喀尔喀后，如吹扎布所言，“自恰克图以来地方，诚因大博克达汗主子仁慈教化，喀尔喀札萨克旗之人，皆对我等甚为友善，使我等沿途食用鲜奶、酸奶而行，行程毫不辛苦”，可知熬茶使团成员，在蒙古地区沿途得到蒙古王公及民众的关照，给予饮食。自张家口到北京，往返热河，则依例由直隶总督饬地方官员，沿驿路供给“乘用驿马、食用口粮、下榻处所及车辆”等。使团归部时，“自京至张家口，俱由驿站供应。自张家口至恰克图，交总管辉色，即著来使自行雇觅骑驮牲只”，可知吹扎布使团自进入张家口后，往返皆由驿站供应。出张家口前往恰克图时，如来时一样，使用自己之马驼。其实使团来时之马驼，已经交由察哈尔总管辉色等在张家口牧放一年有余，畜力膘情完全可以自行返回恰克图。
吹扎布使团起程前往西藏前，军机处议奏，此次熬茶使团行走驿路前往西藏，“所需骑驮马匹份额，或者赏给数百两银，或估计恰好够伊等骑驮，赏给四五十匹马，其余伊等自行租雇。沿途所食物品，另，自打箭炉往那边所需帐篷、锅等物，交付地方官员提供”，并敕谕沿途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官员好生照料。四省总督或巡抚不但亲自接见招待使团成员，亦札付属下官员尽心照顾。特别是四川总督开泰，除负责四川省内驿站供应外，因自打箭炉厅以西至拉萨，不设驿站，故还要为使团准备帐篷、锅具等。使团成员因有驿站供给，省却住宿、饮食之劳苦，故仍有“毫不辛苦”之感，顺利到达拉萨。
使团自拉萨返回时，沿途招待如故。至成都时，已至酷暑，“总督开泰拨给吹扎布单层、双层纱衣各一件外，拨给小使臣、跟役等每人一件单层纱衣等衣物，以避炎热”，使团成员颇为感激。各省官员之照料，亦为该使团圆满完成使命之因素，也无疑给使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目前所见史料，准噶尔、土尔扈特等熬茶使团能够两次赴热河行宫者，唯有吹扎布使团。乾隆二十一年九月，该使团遵旨前往热河行宫朝觐、献礼，参加木兰秋狝结束之庆典筵宴，得以遇见清朝围班之蒙古王公，了解清朝满蒙联盟之本质。翌年八月返回时，直接前往热河行宫，参加万寿节，得见清朝庆典之盛况。对使团成员而言，咸属一生难遇之盛事。
关于对土尔扈特人的赏赐，仍依例由军机大臣议奏。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回銮时，傅恒等具奏恩赏土尔扈特台吉使臣事宜：
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卜达什遣使吹扎卜恭请圣安，并贡方物。皇上加恩，赏赉敦多卜达什及其眷属镀金器、银器、鞍辔、缎、布、茶叶，及使臣、跟役等缎、布、茶叶各有差。查使臣来时，系自备资斧，若赴藏归巢，俱官为办给，并伊等贸易物件，亦行赍送，殊属劳费。从前赏给使臣银一百两，跟役等亦赏银有差。臣等酌议，于吹扎卜起程时，赏银二百两，跟役等共赏银三百两。
清朝按朝贡使和熬茶使之例，分别对敦多卜达什及其眷属、使臣、跟役等加以恩赏。考虑到该使团路途远、时间长、花销大等因素，抑或因军机大臣等与吹扎布等会谈融洽，吹扎布等特为皇帝于大昭寺诵经，极为恭顺之故，破例对该使团成员加倍赏银。据此亦可窥见此次熬茶活动极为圆满，并对以后土尔扈特部历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四、此次熬茶活动的意义和影响
作为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前最后一个到达清朝的使团，得到了清朝各方面的关照，成功完成熬茶使命，并彼此留下良好印象。吹扎布等此次成功出使，不但加深了相互理解，而且使团成员目睹了清朝的社会繁荣和阐扬黄教之盛，得知准噶尔部覆灭及哈萨克阿布赉汗进表归附等与其部族密切相关的大事，无疑对土尔扈特决意摆脱沙皇统治，毅然选择东归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在乾隆朝认知土尔扈特部方面。使臣吹扎布告知军机大臣等，该部“与俄罗斯相邻，俄罗斯即谓我等为其所属，其实并未归降。我等非奉大皇帝圣旨及达赖喇嘛之言，自不肯为人臣仆”，乃代表土尔扈特部表明他们并未归降俄罗斯，这对业已将其视作俄罗斯属民的清朝而言，无疑是重要信息。并且使臣等“因述所居疆域绘献”，使清朝方面明确了该部“北界俄罗斯，南界哈萨克，东界哈喇哈尔榜，西界图里雅斯科”的具体范围和西北边外的一些地名。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接到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奏折后，军机处遵旨查阅有关土尔扈特部之档案，奏闻近十四年，“唯二十一年七月，员外郎齐林保，自恰克图率土尔扈特台吉敦罗布喇什遣来使者吹扎布等，于八月到达京师，圣主加恩赏宴，于九月将伊等带至避暑山庄入觐……又按伊等所请，遣赴西藏熬茶……今来之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即敦罗布喇什之子”。翌日，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等诏书内，亦有“尔汗敦罗布喇什……遣其使吹扎布等，赴藏诵经布施”，足见此次熬茶使团给清朝留下深刻印象，对清朝了解土尔扈特以及安置东归之土尔扈特人，均有较大影响。
第二，在土尔扈特部认识清朝方面。吹扎布使团沿驿路穿行清朝南北，目睹了喀尔喀、内蒙古王公及百姓的生活，更见识了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直至前藏、后藏等地的繁华与富足，了解了清朝的国力和官员的作风，尤其是见到了北京、热河、西藏等地宏伟的黄教寺院，理解了清朝“阐扬黄教、安逸众生”的宗教政策。
吹扎布熬茶使团的使者，均由驻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之大小台吉及大喇嘛所遣，故他们返回游牧地后，可以将熬茶使团之见闻，传布于各个游牧地，对该地区之蒙古人了解清朝、向往清朝黄教兴盛之地影响巨大。特别是敦多卜达什的使者、渥巴锡的使者以及代表大喇嘛扎尔固齐罗卜藏丹增的使者等，对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罗卜藏丹增等决定举族弃俄东归，亦有影响。渥巴锡动员族人东迁，回归故土的说辞为：摆脱俄国的高压控制和奴役；返回黄教兴盛之地；离达赖喇嘛近就可以得到拯救，且利于熬茶礼佛等。最终，渥巴锡汗遂“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回归后，乾隆皇帝特谕：“嗣后，若尔等欲派使赴藏熬茶、布施，朕即施恩，照尔之愿准行。”足见熬茶讽经在土尔扈特人信仰及其向往东归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选定回归时日时，大喇嘛扎尔固齐罗卜藏丹增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给土尔扈特部的预言，此前“他们通过特使事先取回了达赖喇嘛的手谕。达赖喇嘛预言，如果这次迁徙在虎年或兔年进行将会诸事顺利”。吹扎布使团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得以叩拜七世达赖喇嘛。虽然达赖喇嘛染病，但仍与使团成员会谈良久，应该交流了土尔扈特的现状。按时间分析，吹扎布等系七世达赖喇嘛会见的最后一批土尔扈特使者，此断言抑或为吹扎布使团觐见时所得。七世达赖喇嘛的“预言”对渥巴锡等商定东归、选定出发时间意义重大。另外，在起程东归时，渥巴锡、罗卜藏丹增派格桑大喇嘛一行5人，快马加鞭，用3个月的时间赶到伊犁，向清朝政府报告土尔扈特部等弃沙皇东归之事。可以说，土尔扈特部东归，藏传佛教影响较大。此问题已有专论，兹不赘述。
第三，使团成员在热河见识了满蒙联盟，得悉西北局势。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吹扎布等接驾了木兰秋狝回銮之乾隆皇帝，见到了参与木兰秋狝的蒙古围班王公及准噶尔、杜尔伯特等部前来朝觐的王公。翌年八月，使团成员再至热河参加祝寿仪式，又见到了参与万寿节的诸多知名蒙古王公。在这两次重大活动中，吹扎布等了解了蒙古王公在清朝的地位和待遇，洞悉了满蒙联盟的实质，所见所闻，传至土尔扈特部，无疑对土尔扈特部大小台吉均有触动。
乾隆十九年九月熬茶使团离开游牧地时，虽然准噶尔汗国汗位纷争正炽，但达瓦齐仍往清朝遣使，阿睦尔撒纳等归附清朝，西北尚无战事。但至二十二年九月使团离京返回时，西北局势，天翻地覆。准噶尔汗国覆亡，达瓦齐被囚禁北京。阿睦尔撒纳叛乱即将平定，和特辉特部青衮杂卜叛乱被擒，准噶尔台吉等复叛，亦基本被剿灭，准噶尔汗国之游牧地因战事频繁、痘疫肆虐，多已荒无人烟。草原传播各类消息较快，此类信息，抑或早已传至伏尔加河流域，为敦多卜达什、渥巴锡等知悉，但吹扎布使团带回的消息，无疑是最可靠的。这类信息，为土尔扈特人酝酿返回准噶尔草原故地至关重要。
另外，吹扎布等在热河，得知哈萨克阿布赉汗归降清朝后，颇为欣喜，言称“哈萨克既为大皇帝臣仆，若蒙谕旨，令我等由彼前来，更不迂回道路，于我等甚属有益”。对一直与哈萨克汗国时有军事冲突的土尔扈特部而言，得知哈萨克汗国之阿布赉汗所部归附清朝，乃属利好之消息。其不但可以减轻东南面的军事压力，嗣后还可经由哈萨克进入清朝，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制定经由哈萨克汗国左部东归，返回准噶尔草原的计划。此计划制定得较为周密，即使在起程东归前，渥巴锡仍以防御哈萨克之名，蒙蔽俄罗斯地方官员，为准备东归赢得了时间。
综上所述，土尔扈特部所遣吹扎布熬茶使团，颇受乾隆皇帝重视，得到清朝方面大力资助和关照，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使命。此次出使，加深了土尔扈特部对清朝综合国力和黄教政策方面的了解，亦使乾隆皇帝知悉了生活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的情况，对土尔扈特部毅然决定东归祖国和清朝妥善安置来归之人均有重要影响，堪称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典范。
〔责任编辑 马 骍〕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